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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前，当国际足联选定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共同举办2026年世界杯时，它设想的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北美盛会：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共有48支球队参赛，数百万球迷将跨越国界观赛，赛事本身也将成为三国伙伴关系与区域团结的象征。然而，这一团结愿景如今已显得过时。随着赛事开幕在即，移民限制、贸易争端、安全担忧，以及特朗普主导的美国新一轮民族主义浪潮，共同将这届世界杯推向一场不同寻常的地缘政治实验：它不再只是检验北美承办超级赛事的能力，也将检验这个曾被寄望于展示一体化的地区，究竟已经分裂到了何种程度。

　　2025年12月5日，美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2026美加墨世界杯抽签仪式。视觉中国 图

　　时间回到一年之前，2025年1月20日，权力完成交接的那一天，特朗普并未坐在白宫的办公桌前签署首批行政令，而是将笔落在了华盛顿的第一资本体育馆（Capital One Arena）。这一看似象征性的选择，很快被一组更异常的数据所印证：截至2026年6月，特朗普重返白宫尚不足一年半，却已至少16次现身重大体育赛事现场；与此同时，白宫官网可查的、以体育为核心议题或以重大赛事承办为对象的行政令，已可统计出至少8项。体育不再只是他的政治舞台背景，而已成为其第二任期中高度制度化、持续扩张的治理场域。

　　这些举动像一次有节奏、有方向的政治部署。问题随之浮现：为何是体育，而非其他文化领域，成为政治议程如此密集的承载者？为何偏偏是在后疫情时代、文化战争全面升温的当下？又为何以如此系统化、制度化的方式深度介入？

　　如果说以往的美国总统更多把体育视为背景板，将它用于象征团结、软性外交或公共情绪的安抚，那么，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中，体育正在被改造为一种机制化的政治技术。这也许是一场对体育与权力关系的重新构想。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一种系统性的介入席卷美国体育界，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思考，特朗普政府如何把原本属于娱乐消遣范畴的体育，改造成承载多重功能的政治场域。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体育活动的出席频率具有指向性，在他的政治日程中在体育赛场露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从第59届超级碗、戴通纳500、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CAA）男子摔跤锦标赛、多场UFC赛事，到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决赛、美网男单决赛、纽约洋基队比赛、莱德杯、华盛顿指挥官队比赛、陆海军橄榄球赛、大学橄榄球全国冠军赛，以及2026年5月在其自有球场举行的PGA和LIV高尔夫赛事；最新一次则是2026年6月8日，他现身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观看尼克斯对马刺的NBA总决赛第三场。2025年2月，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现场出席超级碗的总统；2026年6月，他又成为首位现场出席NBA总决赛的在任美国总统。

　　这些选择经过筛选，被反复选中的项目大多具有高度男性化、直接对抗的特征，容易与民族荣耀、国家力量等主题相连接。摔跤、综合格斗、赛车的受众结构，与特朗普试图动员的选民群体高度重合。传播策略印证了这一点：曾任UFC通讯总监、后出任白宫通讯主管的史蒂文·张（Steven Cheung，文件中亦译张志强），工作重心之一就是借助体育文化和播客平台，触达年轻的、对传统政治冷感的男性群体。

　　舞台的边界并不限于国内。对国际足联世界杯、奥运会这类全球赛事的深度介入，把这一舞台延伸到国际层面。2025年7月，切尔西（Chelsea）赢得俱乐部世界杯后的颁奖环节出现了一个被电视镜头完整记录的场面：在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共同颁奖后，特朗普没有退场，而是留在领奖台中央，球员们一度不知是否该等他离开。这一画面引发争议，因为它直观呈现了舞台逻辑的运作方式：特朗普总统试图把自己嵌入一场并非由他取得的胜利，并占据画面的视觉中心。

　　2025年7月13日，美国新泽西州东卢瑟福，在切尔西足球俱乐部准备庆祝战胜巴黎圣日耳曼赢得2025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决赛后，唐纳德·特朗普仍然留在台上。视觉中国 图

　　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行政令把体育规则转化为政策杠杆。截至2026年6月，白宫官网可查的、以体育政策为核心议题或以重大赛事承办为对象的行政令已可统计出至少8项，内容涵盖女子体育参赛资格与Title IX执法、大学体育中的运动员薪酬、转会与参赛资格秩序、青少年体能与体育参与、陆海军橄榄球赛的赛程与转播窗口，以及世界杯、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的联邦筹备和赛车赛事的纪念性安排。

　　2025年2月的第14201号行政令“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运动”（Keeping Men Out of Womens Sports）规定，接受联邦资助的K-12、大学及职业级别女子联赛不得允许跨性别女性参赛。该命令的特殊之处在执行机制：它把性别议题与联邦教育拨款挂钩，拒绝遵守的院校面临失去联邦资金的风险。这项行政令颁布后不久，NCAA即调整规则，女子项目只允许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的运动员参赛；司法部随后就缅因州、加利福尼亚州的政策提起诉讼。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曾任世界摔跤娱乐公司（WWE）首席执行官——威胁对不合规的大学采取法律行动。这项命令在民意调查中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支持，意味着它既是文化战争中的一次表态，也是一项有选民基础的政策。

　　其余几项命令延续了相同的工具化思路。2025年7月的“拯救大学体育”（Saving College Sports）行政令确立了姓名、形象和肖像权（Name, Image, Likeness，NIL）的联邦框架，限制运动员代言，并明确禁止与外国实体合作。2025年8月恢复总统体能测试、重建总统体育、健身和营养委员会的命令，则复活了一项带有冷战身体政治色彩的传统，WWE首席内容官保罗·莱维斯克（Paul Levesque，即职业摔角手Triple H）出席了签署仪式。2026年世界杯白宫特别工作组（2025年3月设立）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工作组（2025年8月设立）的成立，把大型体育赛事的筹备提升到国家行政的优先级，并由总统本人担任世界杯工作组主席。

　　一个横跨体育商业、媒体和行政权力的联盟已经成型。这个网络的密度在本文讨论的三个层面中最容易被低估，却对理解美国当下的体育政治具有最强的解释力。

　　商业与文化动员的枢纽是UFC和WWE及其背后的资本与高管。Endeavor（TKO母公司）首席执行官阿里尔·伊曼纽尔（Ariel Emanuel）曾在《学徒》（TheApprentice）时期担任特朗普的经纪人，如今掌控UFC与WWE两大体育娱乐平台；UFC首席执行官达纳·怀特（Dana White）与特朗普的关系可追溯至2001年，目前被视为总统的非正式顾问之一。这些平台拥有庞大且忠诚的受众，构成文化叙事的天然传播渠道。

　　外交层面的“互利伙伴”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与特朗普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依赖之上：因凡蒂诺需要白宫的支持来确保国际足联在美国市场的地位，特朗普需要世界杯这样一台宣传机器，在美国250周年国庆之际把一场全球盛事重新包装为“美国的胜利”。2025年12月，国际足联在肯尼迪中心的世界杯抽签仪式上向特朗普颁发了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FIFA Peace Prize），值得玩味的是，这一奖项在特朗普未能如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临时设立。仪式结束后，一家倡导组织向国际足联提交投诉，指控因凡蒂诺数月来多次违反国际足联的政治中立政策。体育与政治利益的融合如此彻底，以至于白宫2026年FIFA世界杯工作组执行主任安德鲁·朱利安尼（Andrew Giuliani）将世界杯分组揭晓仪式描述为“MAGA-FIFA世界杯抽签仪式”。

　　资本嵌入的代表是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其总裁亚西尔·鲁迈扬（Yasir Al-Rumayyan）通过高尔夫（LIV高尔夫）、UFC潜在收购等渠道与特朗普建立了私人与职业往来，沙特资本得以借助总统的人脉克服在美投资的政治与监管障碍。

　　受众动员则依靠从体育界转型的官员、公开站台的明星运动员和播客主持人。前NCAA游泳运动员莱利·盖恩斯（Riley Gaines）成为限制跨性别女性参赛的主要倡导者；前UFC冠军康纳·麦格雷戈（Conor McGregor）在圣帕特里克节访问白宫并发表讲话；UFC评论员、播客主持人乔·罗根（Joe Rogan）在2024年大选前夕的支持，帮助特朗普触达传统政治媒体之外的年轻和中年男性听众。这些人物各自占据不同的受众入口，共同编织出一张覆盖制度、媒体和受众的网络。

　　三个层面的叠加，标志着体育在美国政治生态中角色的一次转变：它同时充当权力展示的舞台、政策实施的工具和联盟缔结的网络。以往的总统多把体育用于礼仪性活动或软性外交，特朗普把它改造成可以同时承载多种政治功能的复合场域。

　　6月12日，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拉开本届世界杯的序幕，对阵南非队。这届体育盛事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共有48支球队参赛，将创造许多令人难忘的时刻。赛场内外，这届赛事也集中体现了舞台、工具与网络三者的交汇，也暴露了其中的矛盾。

　　回到起点。2017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申办2026年男足世界杯时，申办方案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团结、确定、机遇”（Unity, Certainty, Opportunity）。在官方申办文件中，三国将世界杯称为“全球体育界最伟大的人类团结盛会”，并借此强调美加墨三国“不仅是邻居，更是伙伴”。三国还承诺，将以“诚信、透明和负责”的方式支持公平竞赛，并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及相关价值观。这份申办书试图把2026年世界杯塑造成一场超越体育本身的政治团结叙事：一个开放、稳定、合作的北美，将共同向世界展示其制度信誉与区域凝聚力。

　　这一雄心很快遭遇重大政治障碍：特朗普于2017年1月签署第13769号行政令（Executive Order 13769），并通过后续命令延续、调整相关入境限制；这一政策因主要针对多个人口占多数国家的公民，通常被称为“禁令”（Muslim Ban）。该禁令被广泛批评为具有歧视性，也引发外界对美国是否适合申办世界杯的质疑。时任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主席亚历山大·切费林（Aleksander Čeferin, UEFA president）警告说，这一政策可能损害美国申办前景；他告诉《》：“如果球员因为政治决定或民粹主义决定而无法前来参赛，那么世界杯就无法在那里举行。”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也表达了类似立场，强调任何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的球队都必须能够进入主办国参赛，“否则世界杯就办不成”。为控制事态，特朗普政府随后向国际足联发出信函，承诺“来自世界各国的所有符合条件的运动员、官员和球迷都将能够不受歧视地进入美国”。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争取沙特等海湾国家支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据报道他曾与沙特王储·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谈判至凌晨。2018年6月，美加墨联合申办以134票对65票击败摩洛哥。

　　现在回顾申办文件的“政治信息”部分，美加墨三国的工作组曾试图淡化特朗普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称受任期限制影响，特朗普到2026年将不会再担任总统。现实证明，特朗普在2024年赢得非连续第二任期，从而回到2026年世界杯筹备与举办进程的核心位置。正如《费城问询报》专栏作家威尔·邦奇（Will Bunch）带有讽刺意味地指出的，申办官员显然低估了美国政治史上“非连续任期”这一可能性，前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早已提供过先例。

　　进入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把世界杯筹备置于政治议程的核心位置。2025年5月，他主持了世界杯白宫工作组的首次会议，成员包括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和时任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会上，万斯对前来观赛的外国游客提出明确要求：欢迎他们观看比赛、参与庆祝，但赛事结束后必须离境，否则将由诺姆部长处置。这一表态把世界杯的接待问题与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政策直接连接起来，即大规模驱逐与移民执法。

　　这一连接带来了实际后果。特朗普已签署行政令，对三十多个国家的公民实施全部或部分入境限制，其中四个国家已晋级世界杯。美国国务院把移民立场转化为一套具体的领事操作。据《政治报（POLITICO）》获得的一份长达九页“体育外交策略手册”（sports diplomacy playbook），国务院要求各使领馆增派人手处理球迷签证，开发了世界杯专属的FIFA Pass签证系统，同时向其他国家索取所谓“足球流氓”名单作为拒签依据。国务卿马可·鲁比奥（Marco Rubio）的提醒概括了这一立场：门票不等于签证。

　　眼下伊朗的处境是这套逻辑走向极端的案例，也是本届赛事最尖锐的政治问题。2026年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足球队能否参赛一度成疑。这将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东道国接待一支来自交战国的球队。围绕签证的安排，差异待遇相当明显。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球员的签证在首场比赛前约十天才获批，部分支持团队成员，包括关键的管理和行政人员，未获签证；伊朗驻墨西哥大使表示，球队被告知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当天离境。伊朗方面指责美国的做法带有歧视和恶意，并呼吁国际足联追究美国违反自身规则的责任；美方称不会允许伊朗把与革命卫队（IRGC）有关联的人员混入代表团。最终，伊朗把训练基地从原定的亚利桑那州图森（Tucson）迁至墨西哥蒂华纳（Tijuana），整个赛事期间驻扎墨西哥，仅在比赛日往返美国西海岸。与此同时，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的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尔坦（Omar Artan）被拒绝入境美国，失去执法资格。

　　当体育的工具属性（移民政策借赛事落地）与舞台属性（赛事服务于国家形象）发生冲突时，特朗普政府选择了前者优先。这一取舍与申办文件承诺的团结与无歧视形成直接对照。

　　矛盾不止于此。第二任期以来，特朗普对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联合主办国发动贸易战，公开提及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第51个州，并以侮辱性语言描述墨西哥。关税带来的价格波动、潜在的安全协调障碍，都与世界杯长期宣传的团结精神相左。美国旅游协会（U·S· Travel Association）警告，美国的航空旅行系统难以应对世界杯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预计带来的客流激增，联邦机构的开支削减可能进一步削弱办赛能力。

　　这些矛盾指向一个判断：特朗普把世界杯当作放大政治叙事的舞台，而这一舞台的成功恰恰依赖他在其他政策领域所削弱的条件，包括开放的入境、顺畅的国际旅行和与邻国的稳定关系。世界杯因此成为观察特朗普执政取向的窗口，既展示了这套做法的雄心，也暴露了它的内部矛盾。2025年3月，当被问及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紧张关系将如何影响本届世界杯时，特朗普表示，这些紧张关系会让比赛“更加精彩”，并补充说“紧张是件好事”；5月，在得知俄罗斯被禁止参赛后，特朗普表示，取消禁令可以成为鼓励俄罗斯与乌克兰实现和平的“良好激励”。外界给这届赛事起的几个绰号：“贸易战世界杯”“美国优先世界杯”“MAGA世界杯”“特朗普世界杯”，正是对这些矛盾的概括。

　　《卫报》撰稿人利安德·沙尔拉肯斯（Leander Schaerlaeckens）甚至预测，这届世界杯可能被用来“荣耀一位领导人”，其个人政治色彩之强，或将达到自贝尼托·墨索里尼主导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以来罕见的程度。

　　把前两部分的观察放在一起，可以得出一个超出“政治作秀”范畴的判断。如果仅把特朗普与体育的密切关系理解为提升人气的手段，会低估它的结构性意义。更准确的看法是，体育已经成为特朗普政治运作的一部分“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几乎每一位美国总统都曾被冠以“体育总统”之名。社会学者道格拉斯·哈特曼（Douglas Hartmann）和凯尔·格林（Kyle Green）的研究指出，体育对政治至少有三重功能：为政治人物提供曝光平台，巩固其作为普通民众一员的身份认同，借助体育所承载的卓越、成功和积极情感来提升合法性。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到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治人物利用体育的传统由来已久。这一传统依赖一种平衡：政治家在借用体育达成目的的同时，需要维护体育看似超脱于政治之外的地位，因为体育的政治力量来自公众对它非政治属性的认知。

　　特朗普的做法打破了这种平衡。他没有维护体育的中立外观，而是公开把体育规则、赛事筹备和场馆冠名变成政治议题。这一转变体现在几项具体动作上：把联邦教育经费与按出生性别确定的参赛规则挂钩；任命职业摔跤高管进入国家健身委员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展示世界杯奖杯，并坚持要原件而非复制品；试图让华盛顿指挥官队（Washington Commanders）的新球场以他的名字命名；威胁把世界杯比赛甚至奥运会从他认为不安全的执政城市迁走。这些动作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不再把体育当作政治活动的背景，而是把体育本身当作政策对象和权力工具。

　　第一，它服务于受众动员，而非单纯的形象塑造。前文提到的男性化项目偏好、播客和社交媒体渠道的运用、明星运动员的站台，都指向一个具体目标：触达并激活那些对传统政治冷感、却活跃于体育和网络文化中的群体，特别是年轻男性。这一群体在选举政治中具有边际价值，体育是接触他们成本较低的入口。

　　第二，它把文化偏好转化为可执行的政策。跨性别参赛、NIL中的外国资本限制、总统体能测试的恢复，分别承载着关于性别、国家与外部世界、身体与纪律的特定立场。通过行政令和拨款机制，这些立场不再停留在表态层面，而是获得了强制力。哈特曼和格林所说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即关于哪些问题被定义为需要纠正、哪些社会安排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争夺，在这里通过行政手段推进。

　　第三，它依赖一个稳定的联盟网络维持运转。第一部分描述的网络并非松散的支持者集合，而是分别占据制度、资本、媒体和受众入口的若干节点。这一网络让特朗普的体育政治不依赖单一渠道，也不会因某个环节的变动而瓦解。

　　这套做法同时面临真实的约束。本届世界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已经显示，移民打压可能抑制国际观众，与邻国的贸易摩擦可能干扰办赛协调，联邦开支削减可能影响基础设施。把体育全面政治化是一种权力扩张，也制造了新的脆弱点：当一场被高调认领的全球赛事出现问题时，责任同样会归到认领者身上。体育政治化的边界在哪里、公众对这种介入的容忍度有多高，目前仍是开放的问题。民意对“禁止男性参与女子体育”命令的支持，与对移民执法在赛场内外现身的担忧，可能并存于同一批受众之中。

　　对政策观察者而言，更值得追踪的不是接下来特朗普的某一次出席或某一份行政令，而是这套三层结构能否延续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乃至更长的政治周期。如果体育从礼仪性场合稳定地转变为政治运作的常规组成部分，受影响的就不只是体育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还包括公共资源分配、联邦与州的权限边界，以及国家对待外部世界的方式。哈特曼和格林在文章结尾提出的那个看似温和的目标，即意识到政治存在于体育之中，并以恰当的方式参与，放在当下美国政治生态中看要比他们2012年写作时更显迫切。

　　要理解这套日益精熟的体育政治运作，我们需要越过喧闹的政策宣示与沸腾的现场声浪，去凝视那台庞大机器得以持续运转的深层动力。体育自有的逻辑就与权力共振。无论是那种公开而残酷的竞争、清晰且不容置辩的规则，还是一切围绕身体展开的直观在场，恰恰与当下MAGA运动中涌动的意识形态暗流深深契合。那是一种对秩序、边界与确定性的深切渴望，试图在变动不居、充满未知的现代社会中，重新寻获稳固的支点。而体育，恰恰提供了一个高度可感、易于动员的隐喻空间，将身体、国家与时间重新编织进同一套政治想象之中。

　　长期以来，美国政治的传统争论场域往往聚焦于抽象的宪法权利、自由意志或分配正义。然而，在特朗普的政治光谱中，一种更为原始、更具生物学色彩的“身体转向”正在发生。保守派的论述重心正从单纯的制度设计下沉到对自然秩序的某种迷恋。在这一视域中，社会不再仅仅是权利主体的集合，更是由遵循特定生理法则的肉体所构成的整体。由此，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部分地回溯到身体差异、力量分布与自然界限之上。

　　体育之所以成为这一转向的前哨站，正因为它不仅是身体能力的竞技场，更是生理差异的放大镜。特朗普政府签署了关于禁止跨性别女性参与女子体育赛事的行政令，其深意远超单一的竞技公平议题。这是一场对生理性别二分法的政治定论。在自由主义思潮试图解构性别、强调社会建构属性的当下，MAGA阵营通过体育这一最具大众感知度的切口，重申了一种基于染色体和激素的生理铁律。他们将赛场重塑为捍卫自然秩序的最后堡垒，因此，任何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都会遭遇最直观的物理反弹。这种策略极其高明地将晦涩的社会学辩论转化为直观的身体对抗。在百米跑道或格斗场上，关于“力量”与“公平”的叙事不再需要复杂的学术论证，而是变成了不言自明的“常识”（common sense）。

　　对“总统体能测试”的复活与军事化训练的推崇进一步勾勒出这种身体政治的轮廓。2025年7月31日，特朗普在签署了关于恢复总统体育、健身和营养委员会以及相关的总统体能测试的行政令（President’s Council on Sports, Fitness, and Nutrition and the associated Presidential Fitness Test），新一代学生将通过这项测试在学校和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以表彰他们在俯卧撑、引体向上和一英里跑等体育项目中的出色表现。行政令中强调，政府“必须解决美国民众健康状况和身体素质下降对国家活力和长寿构成的威胁”。特朗普指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负责管理该计划，并由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Linda McMahon）提供支持。在众多职业运动员的簇拥下，特朗普表示：“这将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个美好的传统，我们要把它恢复过来……事实证明，这样做非常受欢迎。”

　　上述测试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时期，但已于2013年奥巴马执政期间逐步取消，转而以更强调包容性、健康导向和心理福祉的总统青年健身计划取代；绩效排名被取消，竞争色彩被弱化。当时，健康协会对这些改变表示赞赏。在拜登执政时期，这类带有强制性和标准化色彩的测试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负面影响慢慢显现。2022年，一个名为“体育活动联盟”（PAA）的非营利性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的报告。根据其审查的研究和自身观察，PAA给美国的体育活动水平打了D-的低分。2024年，该组织再次进行评估，结果与之前相同。不过，特朗普政府恢复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传统项目恐怕不仅是提出简单的公共健康倡议，而更像是对国民身体进行重新规训的信号。医学专家威廉·G·威尔科夫（William G· Wilkoff）预测，不排除未来特朗普将学生纳入更具军事化色彩、集体化日常训练体系的可能。

　　特朗普的回归为美国带回了一种近乎斯巴达式的审美秩序：强壮、敏捷和耐受痛苦被视为健康与美德的象征，而攻击性的身体则被赋予优越性。在新右翼的话语体系中，肥胖、迟缓或性别模糊的身体往往被隐喻为国家精神的衰退。通过恢复体能测试与强调身体等级，行政权力试图在青少年阶段便植入关于纪律、忍耐与服从自然差异的价值观，塑造一个在物理与精神层面都更加“刚健”的公民群体，以此对抗其所认定的、由现代自由主义孕育的“颓废”文化。

　　在特朗普的政治修辞中，强健的个体身体与强健的民族国家身体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互文关系。竞技场上的每一次冲撞、每一块金牌、每一次在逆境中的翻盘，都被转化为关于美国国家实力、内部凝聚力与国际地位的寓言。

　　这种逻辑使得体育赛事超越了娱乐的范畴，成为国家复兴的隐喻。特朗普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筹备工作直接提升至白宫特别工作组层级，甚至安排联邦调查局高层亲自介入与职业格斗联盟训练合作。这足以说明体育已被特朗普纳入国家安全与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举办全球体育盛会不再只是文化交流的副产品，而变成了一场事关综合国力的“大阅兵”——从基础设施、行政协调到秩序维持能力，都是面向全球的公开宣示。

　　特朗普对大力神杯表现出近乎执迷的占有欲，他甚至希望在白宫私藏世俱杯奖杯。奖杯作为胜利的终极符号，被一位极度推崇“赢家通吃”哲学的总统人格化地占有。这是什么含义？这恐怕不仅是个人的虚荣，更是一种政治符号——领袖拥有奖杯，即国家拥有胜利。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国家不再是抽象的行政机构，而是像一支球队一样，需要强有力的教练（总统）、严明的纪律（法律与秩序）以及对胜利的无限渴望。

　　此外，体育场馆本身也被转化为一种神圣的政治空间。当数万名观众在高尔夫球场或赛车场齐声高呼“USA”，当战斗机在超级碗上空呼啸而过，这种感官冲击力极强的仪式感，有效地弥合了政治分歧造成的裂痕。体育提供了一种无需语言翻译的团结体验，在这种体验中，复杂的政策争论被悬置，取而代之的是对同一面旗帜、同一个国家符号的原始认同。对于MAGA运动而言，这种源自看台与赛场的集体欢腾恰恰展现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感染力。

　　驱动这一切的更深层情感结构，是MAGA愿景中挥之不去的怀旧底色。这种怀旧并非简单的多愁善感，而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方案：它认为未来应当是过去的重演。体育，凭借其相对稳定的规则体系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成为了连接当下与那个被理想化的“黄金时代”的桥梁。

　　无论是大力推动皮特·罗斯（Peter Rose）入选美国棒球名人堂，还是呼吁华盛顿和克利夫兰的职业球队恢复带有种族争议的旧名，这些举动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召唤一个没有“政治正确”束缚、不需要为历史感到歉疚的过去。在那个被重构的记忆中，英雄就是英雄，哪怕带有瑕疵；名字就是名字，代表着传统而非冒犯。特朗普对这些议题的介入，实质上是在向选民承诺一种“时间机器”——通过恢复旧的符号和规则，人们可以逃离当下这个充满身份政治焦虑、语言审查和复杂道德判断的现代世界，回到一个黑白分明、更为简单粗暴的旧秩序中。

　　复活冷战时期的总统体能测试同样服务于这一时间观。那个时代虽然充满了外部威胁，但在保守派的集体记忆中，那也是一个美国内部高度团结、国民充满斗志、是非标准清晰的年代。通过重启这些古老的仪式，新政府试图唤醒沉睡在国民潜意识中的冷战记忆，将那种备战状态下的紧张感与凝聚力重新注入松散的现代社会。

　　《体育与美国总统：从西奥多·罗斯福到唐纳德·特朗普》（Sports and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Donald Trump·）一书的合编者亚当·伯恩斯（Adam Burns）表示，打造强健国民的理念在历任总统中一直很受欢迎。艾森豪威尔召集了总统青少年体能委员会，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全国范围内推广50英里徒步旅行，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甚至正式设立了总统体能奖。总统鼓励运动的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美西战争后的老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显然，特朗普在过去几年里经常使用这种叙事方式，即他必须让美国再次伟大，”伯恩斯说，“这有点像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怀旧，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记得自己曾参与过那个时代。”

　　体育在此充当了无需论证的历史想象装置。由于体育比赛的结果往往具有确定性（胜负分明），它给处于不确定性中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心理慰藉。在怀旧的滤镜下，棒球场上的绿草地、摔跤场上的肉搏、赛车场上的轰鸣，都成为了某种永恒价值的载体。这种怀旧政治并不真的意在复原历史的每一个细节，而是通过提取体育中的某些特定元素——强硬、等级、传统——来构建一种指向未来的行动指南：如果我们能像过去那样打球、那样锻炼、那样庆祝胜利，我们就能像过去那样伟大。

　　当体育从一种文化消遣被提升至政治议程的中心，这一现象本身即是一个强烈的历史征兆。它预示着美国政治文化的运作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位移，一种理性的、基于文本和辩论的政治传统，正在被一种感性的、基于身体和奇观的政治形态所侵蚀。

　　在国内政治层面，最显著的变化是公共争论的重心正呈现出高度的身体化趋势。传统以政策细节、制度设计为核心的辩论，愈发难以激起广泛情绪共振；相应地，政治影响力正在从国会山的听证会室，持续而不可逆地转移至UFC的八角笼、NFL的更衣室，以及YouTube上的健身与格斗播客。当总统、议员候选人需要在高尔夫球场上展示挥杆动作，或在格斗赛事后台与满身汗水的拳手称兄道弟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已被悄然改写。这是一种“荷尔蒙政治”，政客们不再主要依赖逻辑自洽的施政纲领，而是诉诸更本能、甚至更具动物性的吸引力，以力量、勇气、侵略性与求胜决心展现自己大有可为。

　　在乔·罗根（Joe Rogan）的播客里，在保罗兄弟的拳击赛中，政治信息被包裹在关于男性气质、自我优化和反建制文化的闲谈中加以传播。这种传播方式的优势不在于说服，而在于穿透：它绕开了传统媒体与理性论证的过滤机制，直接作用于受众的感官与情绪，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政治态度的塑形。

　　围绕这一趋势，进步派的批评集中于其可能对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者与双性人的心理福祉造成伤害，并助长toxicmasculinity的扩散。该概念指向一种由父权结构衍生的极端阳刚模式，其典型特征包括情感压抑、支配冲动、恐同倾向与对暴力的浪漫化。社会学家迈克尔·弗勒德（Michael Flood）指出，这类观念往往要求男性“必须活跃、好斗、坚韧、大胆并具有支配性”。

　　与此同时，一部分保守派思想者则试图为男性气质的复兴赋予道德与秩序的正当性。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B· Peterson）以“荣耀”与“担当”的修辞为男性抗争辩护。他认为，现代信息经济与教育体系正在系统性地挫伤男性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而强健体魄、承担责任便是男性重获尊严的路径。相较之下，世界级格斗巨星、极右翼网红安德鲁·泰特（Andrew Tate）则将这一逻辑推向更具攻击性的方向：他鼓吹以“红色药丸”原则（Red Pill Principle）捍卫男性支配地位，将女权主义与多元性别文化视为必须被反击的威胁。在政治极化、权威象征坍塌、性别对话断裂的环境中，这类扭曲而充满排他性的强者哲学，对那些在现实生活中遭遇挫败、情感失序、并积累性别焦虑的年轻男性，具有异常强大的吸引力，并客观上为保守主义阵营积累着可持续动员的后备力量。

　　伴随身体政治的抬升，政治本身也在发生明显的审美化转向。复杂的治理问题被压缩为直观的胜负叙事与强烈的视觉符号。特朗普在赛场上的每一次亮相、在签署行政令时刻意拉长的每一个戏剧性停顿，都将公共治理转化为一场精心编排的真人秀。在这一审美框架中，强硬姿态往往比可行政策更具价值，羞辱对手比达成共识更能赢得喝彩。选民逐渐被训练为观众，他们期待的不只是治理成效，更是充满张力的冲突场面与最终的“击倒”（knockout）。美国的政治空间呈现持续赛场化的趋势：协商与妥协被视为软弱与失败，而零和博弈、情绪对抗乃至对暴力的暧昧纵容则获得更高的象征回报。慢慢地，力量将逐渐取代论证，身体凌驾于制度之上。

　　这种将体育与政治深度捆绑的治理模式，对既有的民主规范构成了隐蔽但深远的风险。最直接的威胁来自行政权力对社会自治空间的入侵。体育联盟、大学体育协会（NCAA）、奥委会等机构，传统上被视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民社会组织，它们拥有自我管理和制定规则的权利。然而，当白宫开始通过行政令直接干预NCAA的商业规则（NIL协议），或者利用联邦教育经费作为杠杆来强制推行特定的性别政策时，这种自治边界便荡然无存。

　　权力的触角伸向了原本属于民间协商的领域。“公平”这一概念本应是社会各界在不断的对话与博弈中形成的动态共识，现在却变成了由行政长官单方面定义的法令。当“保护女子体育”或“拯救大学体育”成为联邦政府的官方任务，体育机构为了生存或逐利，不得不加深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我们看到，从国际足联主席到UFC高管，再到各路体育明星，纷纷向权力中心靠拢，形成了一种新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不仅削弱了体育机构的独立性，也使得它们成为了政治动员的传声筒。当体育不再是不同观点交锋的缓冲地带，而变成了执行官方意志的阵地，社会的自我纠错能力和多元包容空间便会被大幅压缩。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治理模式可能会在无形中重塑公民的心理结构。当年轻一代习惯于在一种高度政治化、强调绝对服从和二元对立的体育环境中成长，他们对于“公平”、“竞争”和“权威”的理解将被深刻重塑。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观植入，比任何直接的政治宣传都更为有效，因为它借用了体育这一最无害的外衣。

　　在国际层面，特朗普时代的体育政治化标志着美国软实力输出模式的重大转型。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通过体育输出一套基于“自由、平等、规则”的普遍价值叙事。然而，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到来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临近，一种更具现实主义色彩的“肌肉外交”正在浮现。

　　在这套新的外交语系中，体育赛事不再仅仅是连接世界的友谊之桥，而是展示国家肌肉、确认等级秩序的演兵场。美国作为东道主，其关注点正从展示开放社会的魅力转向展示超级大国的威望。特朗普政府成立了高级别的白宫特别工作组来统筹赛事安保与后勤，甚至暗示可能动用军队参与。他向世界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这里是秩序的中心，安全与效率由强大的国家机器背书。

　　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对盟友与对手的选择上。在处理与沙特阿拉伯主导的LIV高尔夫联赛或与国际足联的关系时，原本在人权或民主价值观上的考量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与地缘政治博弈。体育成为了交易的筹码，签证政策可能被用作外交施压的工具，而赛事的举办权和商业利益分配则成为了巩固盟友体系的粘合剂。

　　这种外交形态的微妙变化，折射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自我定位正在发生调整。面对多极化世界的挑战，MAGA政府似乎不再执着于通过道德感召力来维持领导地位，而是倾向于一种更为古典的霸权展示。就像罗马竞技场曾向周边蛮族展示帝国的富庶与威严一样，现在的美国试图通过举办最壮观的赛事、聚集最顶级的资本、展示最强健的体魄，来重新确认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宰地位。这是一种基于实力的傲慢，它或许能带来短暂的敬畏，但也可能因为其排他性和攻击性，激起更广泛的疏离与反弹。当加拿大的球迷在冰球场上对美国国歌发出嘘声，当国际体育组织在权力的重压下战战兢兢，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力量美学所带来的复杂回响——它既创造了令人眩晕的奇观，也暴露了霸权之下的裂痕。

　　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在万众瞩目中拉开帷幕，我们不禁回想起亚伦·蒂姆斯（Aaron Timms）在《卫报》一篇文章中的发问：在一个日益去全球化的世界里，足球还能否继续成为一种“全球化力量”（a globalizing force）？

　　体育被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央，不单单因为特朗普作为总统的个人爱好。在美国的政治发展中，体育的语法——清晰的对决、明确的胜负、身体的等级、怀旧的仪式、民族的荣耀——与一个正在变化的美国政治逻辑产生了高度共鸣。这个逻辑越来越依赖直观的情绪而非复杂的说理，依赖身份的排他而非包容的整合，依赖力量的展示而非价值的辩论。特朗普敏锐地捕捉并系统性地放大了这种共鸣。体育在此刻的极度政治化，并非美国政治病变的原因，而是其身体温度升高时，一处最为显眼的征兆。政治斗争的未来战场可能远远不止于议会和票箱，而将深入我们如何定义身体、记忆比赛和想象共同体的每一个角落。